|
|
中纪委官员落马意味着什么？
无奈之余
如今，纪委干部因贪腐问题落马，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处于最上层的中纪委官员居然也东窗事发，这就令人惊异了。大家知道，一旦纪委官员进入腐败高发期，连老百姓心目中最后的一道屏障都失去了，我们党国的反腐败还会有希望吗？
2014年5月9日晚，中央纪委发布消息称，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据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希贤分析，纪委系统的办案人员出问题，主要表现在所办案件，在查处过程中有很大的阻力，或者有人透露一些信息给腐败分子，出现所谓的“内鬼”。“所以纪委人员出事，一般都是徇私舞弊的问题，包括包庇犯罪问题。”张希贤说，最简单的是吃了、拿了人家东西(受贿)，对案件有所放松，办案过程中出现不公正问题，收了腐败分子的钱，去包庇腐败分子。中纪委官员魏健做的事情也就是俗人们说的，“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勾当。一旦管贪官的都与贪官沆瀣一气之时，那就是整个官场贪贿成风，整个体制行将溃败之时。到那时就无药可救了！
其实，之前已经落马的与中纪委有关的高官还有曾在中纪委任职多年的副部级官员金道铭，以及十八届中纪委委员申维辰。这就是说，对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的倒台，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我们知道，上面最高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或委员中总有因腐败堕落而落马之大官，何况他们底下的中纪委？这种事情只要“皇上”不急，我们这些命薄言轻的平头小民何须操心上火呢？
据说，为了解决纪委干部腐败的问题，中纪委还新设了一个专门的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舆论界认为，增设该部门就是根据中央“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要求，开始整顿查办案件人员队伍，新设的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就是“纪委内部的纪委”。该监督室负责监督检查纪检监察系统干部遵守和执行党章以及其他党内法规，遵守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国家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情况；按照管理权限受理有关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举报，负责问题线索初核及案件审查工作等。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认为，“反腐要取得成绩，中纪委首先要把自己的队伍管好。为此，成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专门管纪委检察系统人员，看来起到一定的作用了。”这话似乎说得太早了一点，原来，大家指望各级纪委反腐败。后来，大家指望中央纪委反腐败。现在，大家又指望中纪委中的纪委反腐败。倘若中纪委中的纪委也腐败了，到那时候还去指望谁呢？难不成，在中纪委的纪委中再成立监管中纪委的纪委的纪委？这样的“反腐败”何时有个头呢？
过去，大家一直很欣赏香港成功的反腐经验，我们的香港公民更是常常以此为傲，大陆民众对香港廉政公署切实有效的反腐工作总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没想到在2013年4月，香港廉政公署却被曝光虚假申报开支的丑闻。香港立法会文件揭发前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在2007年7月至2012年6月任职期间，用总值近22万港元的公款向中国政府官员送礼137次，包括价值4000多元的花坑石摆设、2000多元的围巾、近2000元的电子相架和1600多的照相机等。而送礼对象最频繁的是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对此，香港民主派工党立法会议员何秀兰表示，汤显明的做法非常过分，这破坏了廉政公署的信誉。何秀兰认为，汤显明向中国官员赠送贵重礼物存在“拉关系”的嫌疑，甚至质疑汤显明获任全国政协委员与此有关。这种事情令人惊奇，一是一向高度廉洁的香港官场怎么也会出现腐败问题？二是一向声名卓著的香港廉政公署怎么也会发生与大陆官场有牵连的腐败问题？现在看来，真的是腐败之心人皆有之，而且腐败的毒素有很强的扩散性和牵连性，一旦大陆官场严重腐败，在香港回归之后，即使曾经高度“廉洁”的香港官场也很难绝对“免疫”。就像许多曾经“循规蹈矩”的跨国公司一样，他们来到中国大陆之后，也“入乡随俗”，“随行就市”，他们向大陆官员大肆行贿，最后却被其本国司法机关查处。这就让我们中国大陆难堪得很了。我们自己的官场“严重腐败”不说，大凡与我们大陆官场有点“瓜葛”者，只要“立场不坚定”通常也会“腐败”起来，这实在让我们大陆民众在世人面前羞愧万分！不知道我们大陆的官场中人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的中纪委官员或最高层的党国领导会不会有这种意识？这些年，我们还有大量的贪官卷款外逃，本应向外输出革命的党国官员却在向外输出腐败，这是不是有悖于“世界绝对真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 |
|
发表于